2018年傳媒倫理典型案例

1.“湯蘭蘭案”報道的二次傷害問題

【事件】2008年10月3日,14歲的女孩“湯蘭蘭”向黑龍江省五大連池市警方寫了一封舉報信,稱其從7歲開始被父親、爺爺、叔叔、姑父、老師、鄉鄰等十余人強奸、輪奸。此后,包括“湯蘭蘭”父母在內的11人分獲無期徒刑和5到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但多名被告人以誣陷、刑訊逼供等為由提出申訴,請求再審改判無罪。

2018年1月19日,前《南方周末》記者王瑞峰以《家族、屯子集體“強奸”之謎》為題,首先披露了“湯蘭蘭案”,但因發表在個人微信公眾號上,且不久后即刪除,影響并不大。

1月30日,澎湃新聞發布了報道《尋找湯蘭蘭:少女稱遭親友性侵,11人入獄 多年其人“失聯”》(澎湃新聞微信公眾號上的稿件名為《10年前,14歲的她以性侵等罪名把全家送進監獄,然后失蹤了……》),文中暗示了案件的諸多疑點,如兩張彼此矛盾的B超單、干爸干媽得知湯蘭蘭被強奸這一消息的時間點說法不一、多名被告人當庭翻供、對刑訊逼供的質疑等。這篇報道引發輿論對案件關注的同時,也引發不少網友對媒體操守的批評,認為媒體不敢質疑公檢法,而將落腳點放到尋找遭受性侵的女孩身上,并且文中圖片有泄露受害女孩個人信息的嫌疑。

1月31日,《新京報》發表評論 《被全家“性侵”的女孩,不能就這么“失聯”著》,呼吁“以還原真相的名義,別讓湯蘭蘭‘失聯’了”。對這篇文章,前《南方周末》記者、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生方可成評論道,如果說“澎湃新聞”的報道中存在諸多不足,那么《新京報》的評論將這種不足放大了十倍、百倍。對于媒體反復呼吁“湯蘭蘭”重新現身回應案件疑點的做法,也有很多網友表達了憤慨。

2月7日,黑龍江高院回應對湯繼海等人申訴正在依法處理。7月27日,黑龍江高院公開開庭宣布,駁回“湯蘭蘭案”原審被告人湯繼海、萬秀玲等人的申訴。

【點評】正如《人民日報》評論所說的:“客觀冷靜、深入扎實的新聞報道,對于我國法治建設,特別是一系列個案中公平正義的實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無論是在聶樹斌案、呼格吉勒圖案中為冤者平反昭雪,還是在于歡案、徐玉玉案中追問真相、呼吁反思,負責任的媒體、記者不僅發揮了關鍵的推動作用,同時也充當了理性分析的傳聲筒、法治理念的擴音器。在任何一個高度法治化的文明社會,都少不了媒體對真相的呼喚、對問題的質疑,讓陽光和正義滌蕩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然而,這次部分媒體對“湯蘭蘭案”的報道卻遭到網友的廣泛質疑甚至反感。仔細分析網友的評論,發現批評的重點并不是案情本身,而是媒體的操作方式。有評論認為,“這篇新聞特稿客觀性存疑,傾向性明顯……全篇文章似乎‘證據’十足,結論呼之欲出,當年的受害者湯蘭蘭一定是個滿口謊言前后矛盾的騙子”。而“尋找湯蘭蘭”被解讀為暗示公眾去“人肉”湯蘭蘭。盡管報道使用的“湯蘭蘭”是化名,其關鍵信息也打碼遮蓋,但也有網友質疑當年的報案筆記:載有“湯蘭蘭”戶籍信息的“常住人口詳情”記錄并無披露的必要。相關報道不僅侵犯受害者的隱私,而且可能導致“湯蘭蘭”的身份泄露,造成二次傷害。

網友的質疑指出了相關報道的缺陷所在,《人民日報》評論也指出:“媒體進行監督,是職責所在,不能因可能有人‘借媒體炒作、企圖翻案’就遲疑退縮。但在媒體的個案監督過程中,如何有節制、更客觀地傳遞信息、表達觀點,考驗從業者的媒體素養。這就需要每一個媒體、每一位記者更具法治思維、法治意識,更多考慮自己對社會輿論的責任,以客觀、理性的職業倫理,更好地推進問題解決,涵養整個社會的法治精神。”

另外,從媒體報道常規看,不排除是在輿論監督報道空間受限,采訪無法突破的情況下,以“尋找湯蘭蘭”為切入口,倒逼公檢法部門對案件回應、審查。但這種輿論動員的方式蘊涵了極大危險,顯然不夠審慎。對此,也有評論指出,正是由于近年來傳統媒體不景氣、調查性報道難以展開等原因,造成大批專業媒體調查記者流失,才會出現“湯蘭蘭案”報道水準下降現象。這些問題同樣值得重視。

2.朋友圈曬“車馬費”引出的有償新聞潛規則

【事件】1月9日,一張朋友圈消息截圖將多年來似乎司空見慣卻又鮮少公開討論的“車馬費”問題擺上了桌面。一位微信名為“姜淶”的前記者在朋友圈曬出寫有《南方都市報》名稱的信封,附文寫道:“制作資料,明天打發要飯的,做甲方的感覺真好。”還在評論區留言點名:“羊晚、信息時報、南方日報啥的,排好隊,排直嘍!”

根據“姜淶”在問答社區“悟空問答”的自述、微信公眾號“媒媒噠”的調查來看,“姜淶”曾是珠海某報社的一名記者,近期從媒體跳槽到企業工作,職務并非公關,而是幫做公關的同事寫好信封后,隨手拍照發至自己的朋友圈。對于他的言論,“姜淶”表示,“這種活動稿一直被圈里人戲稱為‘向金主討飯’。于是,一時孟浪完成了這個文配圖的編輯工作。聯想到當初我們烏泱烏泱圍著‘金主’嗷嗷待哺的樣子,滿腹惡趣味的我,又有了‘排好隊、排直了’的戲言”。

劉亞娟、展江等認為,對于媒體來說,此事的尷尬之處在于難以自證清白。姜淶捅破的這層“窗戶紙”,媒體該怎么修補?正面回應底氣不足,不予理睬又被認為是默認,因此媒體圈的確陷入某種危機。有廣州媒體人在姜的公號文章下留言:“做過媒體的都知道,記者是有多忙,哪有閑工夫和這種人扯不清,廣州媒體圈不屑與他爭論,他卻自以為贏了,阿Q精神很上線啊!”姜則反唇相譏:“到底是不屑還是不敢?我覺得我跟我兄弟才是寫文章的祖宗。現在的媒體人不行。”還有微信截圖顯示了某記者與姜的領導的溝通內容:“想核實一下,這人是不是你們的員工,為什么要污蔑媒體要飯。今天采訪的車馬費,我會退回給你們。”從姜的敘述和對問答平臺的評論看,各方都沒有否定這張截圖的真實性。那就尷尬了:這位記者已經收了車馬費,且在姜稱一些記者是“要飯的”之前并沒有主動退還。

【點評】對于此事,一家汽車自媒體評論說:“給媒體‘車馬費’這種略顯尷尬的存在,卻是媒體人士難以越過的一道坎”。某些媒體的條線記者在采訪一些活動時收“紅包”或“車馬費”的問題由來已久,因為單筆金額不多,大多數記者持相對寬容的態度,甚至辯護認為這些錢數量少,不足以干擾他們的新聞判斷和報道,另外收“紅包”也是為了與消息源建立“關系”。對此類“紅包”,有的媒體機構明令禁止,有的則予以默許,將之視作記者收入的一種補貼形式。但當“姜淶”以“打發要飯”的口吻,將這個隱形的“行規”抖出來時,媒體人除了一時臉面無光,難堪之外,恐怕要深思收取“車馬費”時,付出的是什么代價。

嚴格來說,收取“車馬費”后發表的報道,實質屬于有償新聞。公關人員向記者發放“車馬費”,無非是希望記者能按照他們的意圖進行報道、宣傳,所以一旦收取了“車馬費”就必然損害了報道的獨立性,這是以自己的采訪權和公眾的知情權為代價的。

劉亞娟、展江撰文認為:姜淶事件捅出來的“簍子”,不僅直觀體現了某些媒體某些條線在紅包受賄這一道德問題上的“燈下黑”,和一部分媒體人暴露出來的“馴從”乃至“自我安慰”,也側面印證了紙媒式微的大趨勢。媒體人張豐在回答“記者跳槽做公關后發朋友圈稱前同行是‘要飯的’,你怎么看”時寫道:“媒體發達的時候,連政府部門的發布會,都會給記者一點車馬費。如今這種行為被稱為‘乞討’,足見報紙這個行業的衰落已經到了什么程度……”微信號“此地無言”中署名“此間飛”的作者在《叛徒姜淶,你不知道說真話需要努力嗎》中直言:“你(媒體)要想讓大家接受收紅包是可以理解的行業慣例,那就得承認媒體并沒有多少公信力,以及我們并沒有真正的輿論監督……我們需要姜淶這樣的叛徒和挑釁者,來打破這虛假的和諧。一句難聽的真話,勝過一萬句漂亮的謊言。”

與此事件形成映照的是澎湃新聞記者拒收30萬元“紅包”事例。5月起,澎湃新聞連續報道了“生發神藥”邦瑞特的涉嫌虛假廣告問題,并對邦瑞特背后的河南鄭州題橋商貿有限公司進行了調查。其間,澎湃新聞記者陳興王接到自稱是題橋公司股東華某的電話,華某以說明情況為由與記者見面,在留下一個藍色雙肩包后迅速離開。陳興王隨即將雙肩包送至有關部門。后證實,包內裝有約30萬元現金。正如澎湃新聞在評論中所說,“嚴守新聞職業操守本身,就是對新聞記者最好的保護,法律和職業規范是新聞記者在履行監督報道職責時最大的‘保護傘’。”

3.“奧數天才墜落”與非虛構寫作爭議

【事件】5月3日,《人物》雜志刊發特稿《奧數天才墜落之后》,講述曾占領IMO(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高點的“奧數天才”付云皓被保送北大后沉迷游戲,因為掛科無法拿到畢業證,“意外地在學術界消失”的故事。文中提及付云皓現在一所二本師范學校任教,并做數學競賽教練。

翌日,付云皓本人以“自白書”的形式對這篇文章作了回應,認為作者雖然采訪了付云皓本人卻很少引用他的講述,多是依靠周邊采訪的選擇性報道,并不符合事實;不認同文章價值觀——學科上有天賦的孩子必須要去做學術研究,否則即為“墜落”,相反認為自己做個普通老師很充實;反駁偏科的說法,表明自己并非“競賽機器”,其他科目也不錯;回應掛科肄業一事。

此文一出,《奧數天才墜落之后》一文引發更多爭議,知乎上的問題“如何評價《人物》雜志的《奧數天才墜落之后》一文,以及付云皓本人對此做出的回應?”獲得412個回答。其中“數學、數學分析話題的優秀回答者”dhchen的觀點被置頂,得到2650人的贊同,dhchen批駁了《奧數天才墜落之后》中預設的非常“流行”的成功觀。

【點評】非虛構寫作,或稱非虛構文學創作,以強調作者完全獨立的個人視角進行寫作為主旨,近年來被引入我國,得到響應和推廣,影響越來越大,收獲很多讀者,但也往往引發爭議,比如當年“厲害女士”、“驚惶龐麥郎”、“耶魯村官秦玥飛”報道等。與對單純事實進行報道的其他新聞不同,人物本身就具有復雜性,人物特稿往往為追求對觀念和意義的處理,在寫作上單純以作者的視角,理解和重構人物的經驗,即便是基于事實的敘述,也很可能生成不同的意義與闡釋,這也是非虛構作品容易引發爭議的重要原因。可見其焦點仍然在于:這究竟是新聞還是文學創作?作者的主觀視角掌握到什么尺度才是合理的?

《奧數天才墜落之后》雖然未直接給付云皓的人生扣上“失敗”二字,但卻處處滲透著與世俗成功觀兩相對比下的失意與落魄。正是因為寫作中表現出較強的預設立場、強加于人的價值觀,因此也被受訪者本人及眾多網友指責裁剪事實——選擇性地強調或者忽略一些內容,從而使得文章的客觀性和權威性受到質疑。這一事例也再次提醒我們,盡管“強調敘事性的非虛構新聞話語本質上是一種文學化的言語實踐”,但也需要注意“非虛構敘事可能陷入風格主義的景觀陷阱,從而變成一種純粹審美的文字游戲或陷入碎片化細節的泥潭,走向它所宣稱的接近真實的對立面”。由于自媒體和網絡作者的迅速擴張,即使很多作者并不一定知道“非虛構寫作”這樣的外來“流派”,也確實需要把握好主觀抒發和客觀表現之間的界限。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在當下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專業媒體并不是事實和觀點的唯一提供者,付云皓在知乎發表“自白書”對《人物》雜志的文章進行批駁,采取了與專業媒體完全不同的競爭性敘事,很快獲得超過10萬個“贊”以及2000多條贊同的評論。這意味著新傳播格局下議程設置權、話語引領權的開放與轉移,通過傳受各方的互動,有助于進一步逼近真相,而對于專業媒體來說也需更加謹慎,才能保持公信力。

4.“二更食堂”低俗文章與野蠻生長中的價值觀缺位

【事件】5月6日凌晨,21歲的空姐李某珠,在鄭州通過滴滴平臺搭乘順風車,不幸被司機殺害,這一事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5月11日20時,知名自媒體公眾號“二更食堂”發布頭條推文《托你們的福,那個殺害空姐的司機,正躺在家里數錢》,文章虛擬空姐遇害的細節,措辭夸張,甚至出現不堪的色情想象,引發大量用戶強烈反感和質疑。

當晚,“二更食堂”CEO李明發布致歉聲明,稱“斯時斯刻,羞愧難當”,因為審核流程把關不嚴,出現嚴重的表述不當,給讀者造成了強烈的不適感,也給文章涉及的當事人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向各方致歉。

5月12日,浙江省網信辦聯合杭州市網信辦依法約談了二更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責令其限期整改。“二更食堂”公眾號被微信平臺封號7天。

5月13日晚,“二更”創始人丁豐在題為“致歉和反省”的公開信中公布了內部調查結果,“此次事件深層次原因,在于‘二更食堂’運營團隊在價值觀導向上出現了偏差,內部審核機制存在漏洞,運營負責人缺乏應有的管理意識,把關不嚴,才造成如此嚴重的后果”。宣布永久關停“二更食堂”公眾號及其他所有平臺的“二更食堂”賬號,免去李明在二更網絡公司擔任的一切職務,解聘此次事件相關運營責任人。

5月25日,杭州市網信辦聯合市文廣新局再次約談二更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要求對涉事人員進行嚴肅處理,嚴禁開設“二更食堂”的轉世賬號和返聘違規員工,并聯合進駐公司督導落實整改要求,逐條對照驗收。

【點評】從一個個人自媒體(公眾號)發展出一家公司,如“二更食堂”那樣,已經不是個別現象。其存在并不違背現行法律制度,而在傳統媒體領域,個人是不可以創辦任何報紙刊物的。這種商業性質的自媒體應該如何運行呢?確有辦得不錯的商業自媒體,但也有些自媒體在快速膨脹中存在不少潛在的問題。正如“二更”創辦人丁豐所言,“二更食堂”的問題一是價值觀出現偏差,二是審核機制存在漏洞。

“二更食堂”那篇文章意在蹭“空姐順風車遇害案”的新聞熱點。眼下,“蹭熱點”已成為自媒體的一種重要流量導入方式,有研究者總結了“蹭熱點”可帶來的諸多好處——提高流量、展現實力、拉近情感、使用戶對內容同質脫敏。但個人自媒體即使成立了公司,也不可能擁有采訪權,事實上也不可能投入很多精力去采訪核實,這樣在閉門造車的情況下如何“蹭”新聞熱點呢?據歸納,常用的套路就有“補充、整合、戲仿、意義泛化等”。為了在眾多公號的“同題作文”中“奪人眼球”,“二更食堂”選擇了“補充”這起惡性事件的“細節”,用庸俗、色情的想象性描述挑逗讀者的興趣,刻意“消費”逝者,攫取10萬+,罔顧傳播倫理。

第二個層面,對于“審核機制存在漏洞”的解釋,有些網友認為這屬于官話套話,以逃避責任,但這確實是目前商業自媒體管理中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吸引眼球為的是增加流量,增加流量的目的則在于獲得商業廣告及風險投資,在急于追求商業變現的過程中,忽視審核機制,既可以降低人力物力成本,也暗含著放任其野蠻生長的意圖。然而商業自媒體還是有其存在邊界的,“二更食堂”事件就此敲響了警鐘,無論在什么平臺上,內容生產者始終要遵法守規,以如履薄冰的謹慎態度,從價值觀塑造到流程制度設計安排都要落實妥當,給社會提供正能量。

5.中國游客遭“粗暴對待”報道的不同面向

【事件】9月14日,中國駐瑞典大使館發布提醒,近期有中國游客遭到瑞方公務人員粗暴對待。中方已就此向瑞方提出嚴正交涉。

9月15日,《環球時報》發布獨家報道《中國游客遭瑞典警方粗暴對待,一家三口被扔墳場,外交部嚴正交涉!》(此為環球網上的標題,“環球時報”微信公眾號上的文章標題為《看完能氣炸中國人!瑞典就是這么一個國家?!》),詳細報道了上述“粗暴對待”的事件。文章主要援引中國游客曾先生的話,報道了曾先生及父母一行三人凌晨抵達斯德哥爾摩市區的一家旅店準備住宿,但預訂的房間需當天白天才能入住,曾先生請求旅店讓他們付費在大廳休息,酒店不但拒絕還報警。警察將曾先生父親拖出酒店,扔在地上,一家人半夜被強行帶到郊外墓地的事件。同時該報發表社評《瑞典必須嚴懲對中國老人施惡的警察》。一時間,民憤四起,引發網友對同胞在國外遭遇不公對待的關切。

但事件很快出現了第二個版本。當地時間15日晚,瑞典本地媒體《晚報》(Aftonbladet)從涉事酒店及警方的角度報道了此事。報道稱,酒店方面認為,三名中國游客在預訂房間時弄錯了日期,凌晨到達旅店時客房已滿。旅店接待人員要求他們離開,但三人不同意,與旅店工作人員發生了爭執,后者因而報警。瑞典警方也是要求三人離開,但他們鬧了起來,才采取措施。而流出來的現場執法視頻中,兩位瑞典警察將家屬抬出酒店,但未見有毆打。除了呼天搶地的喊叫外,曾先生在一段視頻中,還存在故意摔倒的嫌疑。所謂的“墳地”與我們語境中的也不一樣,“林地公墓”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距離斯德哥爾摩最中心的皇宮約6公里。

隨著更多專業媒體、自媒體加入報道,人們開始質疑:游客是否也存在過錯?《環球時報》的報道是否存在問題?蔡雯等對今日頭條、新浪微博相關報道下網友留言進行統計發現,在眾多意見中,“譴責曾先生一家,認為瑞典警方處理無誤”的觀點占了大多數。“批評媒體報道,認為媒體報道缺乏公允”和“對媒體報道持懷疑態度,認為還有‘未發現的真相’”的評論意見也不在少數。

【點評】雖然發生在國外,但此事本質上仍屬一場顧客與服務企業糾紛事件。而《環球時報》在最初的報道中,采納曾先生單方面的說辭,“隱去了沖突的前因后果和細節,建立起了一個中國游客外國無故受辱、被歧視的信息模型,也引發了很多對瑞典警方的批評”。隨后進一步的報道發布后,公眾發現《環球時報》所呈現的情況是片面的,自然會對初始報道持懷疑態度。

在當下中國,“不同價值觀和意見激烈交蕩,多種社會思潮新興崛起,尤以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在互聯網的刺激下悄然抬頭為顯要趨勢”。

如果媒體的出發點不是挖掘真相、引導受眾,而是刺激煽動公眾情緒,也許會收獲較高的閱讀量,但更危險的是會撕裂社會。

另一方面,這一案例再次印證信息供給從專業媒體壟斷向公眾參與的變革,日益復雜的真相語境下,多方力量共同參與的事實與觀點發布,讓我們獲知這起糾紛的不同面向。類似的情況在未來有可能成為常態,就像有學者所提醒的,這一案例中表現出的新聞重構和公眾話語的復雜,提示我們必須重視公眾與專業媒體不同的觀察角度,以及“逆反”心理導致的對抗式解讀。

6.微信截屏拼湊“新聞”的倫理陷阱

【事件】9月20日起,“新晚報”、“新華社”、“成都商報”、“澎湃新聞”、“楚天都市報”等多家專業媒體微信號都轉發了《深夜12點,小學生爸爸問老師:睡了嗎?群里瞬間炸鍋》一文(不同媒體標題略有出入),相關話題#深夜爸爸問老師睡了嗎#還登上了微博熱搜。

此文的主體是三張微信截圖。第一張圖顯示:一位家長晚上12點在某小學班級微信群里問老師是否睡覺了。在老師回復睡了后,這位家長提出,“我閨女還沒睡覺呢,你睡什么睡,你給孩子布置那么多作業,你憑什么能睡覺?……”第二張截圖中,老師表示已將那位家長移出聊天群,其他家長也開始抱怨作業多。第三張圖是網友評論。

這只是目前眾多“截屏新聞”中的一例,沒有采訪,沒有背景介紹,只要幾張微信截圖就湊成一則“新聞”,被不斷轉發滾動,進而成為熱點話題。

當然,也不是所有報道都這樣“隨意”。10月初,同樣一則“午夜給老師發微信被拉黑”的微信聊天截圖在網上流傳,一位媽媽為了讓上幼兒園的孩子當上值日生,給老師發了一條長消息,可幾天后卻發現被老師“拉黑”了。澎湃新聞在報道此事件時追蹤到當事人,采訪當事老師未果后,采訪了幼兒園園長以及這位媽媽,還原了事件的原貌。

【點評】微信截屏隨手轉發已成為UGC新聞生產方式的一種,被廣泛應用,影響越來越大。但是,未經當事人允許,將他人的微信聊天、朋友圈內容等截屏傳播,也是有待探討的倫理問題。比如,2018年由微信截屏引發關注的新聞事件當屬“新財富不雅飯局”。幾位證券分析師在飯局中的不雅行為被一起參加聚會的同行錄下視頻,傳播到聊天群,之后被截屏廣泛轉發,不斷發酵,最終相關人士受到公司處罰,新財富最佳證券分析師評選也宣布取消。但在這一事件傳播過程中,私人場合的聚會被拍攝、朋友圈聊天被截屏轉發,是否有侵犯他人隱私的嫌疑?

普通用戶隨手轉發微信截屏也成為專業媒體報道的重要線索。但對專業媒體來說,是否找到當事人進行采訪、核實,是檢驗媒體是否專業的基本標準。微信截屏貌似來源于當事人,有圖有真相,但抽去語境后的三言兩語很難說明問題,技術作弊更是輕而易舉。因此,沒有經過核實的微信截屏不應成為專業媒體報道的依據。

第一篇截屏報道就是專業記者放棄了把關、放棄了核實,為搶熱點將它“新聞化”。我們找到的最早的報道來自新晚報,署名“來源搜狐、新浪微博,新晚報綜合整理”,新聞五要素殘缺,記者也未曾核實真偽,但經過專業媒體背書,微信截屏以“新聞”的面目被其他媒體跟進轉發,以致推波助瀾,遂成焦點。

其實,2016年7月國家網信辦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管理制止虛假新聞的通知》中,專門強調嚴禁“未經核實將社交工具等網絡平臺上的內容直接作為新聞報道刊發”。這種將未經核實、新聞要素不全的微信截屏“新聞化”的做法,不僅易滋生虛假新聞,也損害了專業新聞機構的公信力。

7.照搬“官方”材料引發輿情的多方反思

【事件】山東大眾報業集團主辦的大眾網5月27日報道稱,5月26日,中國胸痛大學在濟南正式成立。報道介紹說:“中國胸痛大學是中國第一所以提升胸痛教育和研究為目標的高等學校。中華醫學會急診醫學分會主委、中國醫師協會胸痛分會候任主委、中國醫促會胸痛分會主委、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副院長陳玉國擔任中國胸痛大學首任校長。目前下設三個學院,分別為胸痛學院、抗栓學院和心衰學院……”

這篇報道被廣泛轉載,并引起輿論關注。山東省教育廳、教育部先后表示未審批“中國胸痛大學”。陳玉國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胸痛大學”并不是一所高等院校,也沒有他擔任校長一說,而是中國醫促會胸痛分會成員自發組成的一個學術組織。“我們分會在起名時考慮不周,起這個名字欠妥,給公眾造成了誤解”。

11月6日《重慶日報》發表報道稱,“重慶市教育考試院發布的消息,政審材料是參加高考錄取的必備材料……政審不合格者不能參加普通高校的錄取”。“政審”一詞撩動了那段敏感的歷史,引發網友熱議。

針對此事,重慶市教育考試院辦公室主任羅勝奇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關于政審是媒體記者寫錯了。我們叫思想政治的考核和現實表現的審核。記者把這個理解錯了,就出了一個‘政審’。重慶市嚴格按照教育部的精神,文件是一脈相承的,沒有做變化。只是記者的片面誤讀。”

但網友追根溯源發現,早在11月2日,重慶市教育考試院微信公號“重慶招考”發布的《考生關注的熱點問題,都在這兒》中,就將“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述為“政審”,并解釋了“政審怎樣進行?政審主要有哪些內容?”

11月8日,重慶市教育考試院官網發布說明,承認是“重慶招考”的表述不規范、不準確,以及“我院工作人員在回答記者電話詢問時,答復也是不準確的”。

【點評】將這兩起烏龍事件放在一起,表面上看都是相關機構的錯誤造成信息誤導,讓媒體背了黑鍋,但是在批評相關機構不夠謹慎、規范的同時,也有必要反思媒體記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針對重慶“政審”報道,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師鄭佳雯認為:在任何一家新聞學院的寫作課堂上,這篇報道都不可能及格。《重慶日報》的報道只有單方面信源,就是教育考試院發布的通知,記者沒做任何核實采訪。高考“政審”是第一次實行還是一直如此?如果是第一次實行,政策出臺背景是什么?如果過去一直如此,那么這篇報道的新聞點在哪里?過去是否有學生因為政審而不準參加考試?這些構成新聞的基本要素,報道中都沒有涉及,只是對教育機構公文的轉摘。

對所謂“中國胸痛大學”的報道,同樣可以有此質疑。我們都知道,開辦一所大學需要各種審批,需要師資隊伍、教學場地以及生源等等,和一個自發成立的學術組織完全是兩回事。那么,媒體記者在發布這一消息的時候,采訪了嗎?核實了嗎?還是僅僅拿了會議材料直接就貼上網了?“胸痛大學”引發輿情被曝光后,大眾網將原報道一刪了之,究竟這個“自發成立的學術組織”是否合法登記、起名“大學”背后是否有商業考量?網友們的疑問,也不見回答。

新媒體環境下信息傳播格局、輿情生成路徑更加復雜。挖掘真相,澄清事實,凈化輿論生態,是專業媒體的責任,必須以更主動更深入的采訪調查核實工作來完成。當然,各方面也有必要為媒體提供更寬松的報道空間,既有助于民眾的監督,也有利于工作的改善。

自媒體有個人設立的,也有機構設立的。機構有大有小,大到一家央企公司,小到一個住宅小區的業主委員會,都是。中國敬重“官”字,機構辦自媒體往往自稱“官微”、“官號”,似乎戴著一頂“官”帽,就給用戶吃了一顆定心丸,一定是正確的、權威的,其實不然。有的“官”媒體就是一個人在操作,與個人自媒體無異。有的“官”機構其實也沒有多少權威地位,也容易犯錯。這一方面提醒從組織傳播轉變為大眾傳播的機構自媒體包括政務媒體亟需構建恰當的倫理規范,另一方面也提醒專業媒體對機構自媒體的內容也要做好核實,不要輕信轉發。

8.“洗稿”侵權實為變相剽竊

【事件】1月23日,自媒體大V“六神磊磊”推送文章《這個事我忍了很久了,今天一定要說一下子》,揭開了自媒體創作中的一大弊病——“洗稿”。所謂“洗稿”,是一種避免直接抄襲的改頭換面、變相剽竊行為。蓋子一經揭開,不斷有自媒體原創作者曝出其文章被變相剽竊的經歷。

5月,科技自媒體“差評”宣布獲得A輪融資,領投方包括騰訊TOPIC基金等。多個公號發文對“差評”之前的“洗稿”劣跡,以及騰訊投資“洗稿”大戶這種違背價值觀之舉表示批評。“差評”雖連發多篇文章進行反擊和自辯,但最終主動退還了騰訊相關投資。

9月29日,針對網絡轉載版權專項整治中發現的突出問題,國家版權局約談了趣頭條、淘新聞、今日頭條、一點資訊、百度百家號、微信、東方頭條、北京時間、網易新聞、搜狐新聞、新浪新聞、鳳凰新聞、騰訊新聞等13家網絡服務商,要求其進一步提高版權保護意識,切實加強版權制度建設,全面履行企業主體責任,規范網絡轉載版權秩序。

10月3日,新華社記者在“新華視點”中報道了自媒體地下“洗稿”的產業鏈:“千字10元至30元找網絡寫手,將‘爆款’原創文章移花接木、改頭換面上線,一些自媒體靠‘洗稿’做成大號。”

【點評】“洗稿”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高級抄襲”,之所以“高級”并不是志趣上的,而是指抄襲的手段升級。隨著互聯網版權保護的進一步強化,各大平臺都建立了原創保護機制,鼓勵、優先推薦原創文章,“洗稿”就是應對原創保護機制的一種策略,通過篡改刪減,將別人的作品改頭換面迅速生成偽原創。洗稿手段不但有人工的,還伴生了大量的洗稿軟件,有些就是“同義詞互換”。“洗稿”之所以成為一種大規模的現象,其經濟動因在于微信公號、頭條號等自媒體的產業化,形成了“原創文章——點擊量——變現”的通道。有媒體調查發現,靠“洗稿”形成爆款文章,迅速吸粉養成大號,再靠數據流量賣廣告賺錢,形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

“洗稿”之所以大肆泛濫和它在某種意義上處于灰色地帶有關,在法律上難以界定,被侵權者大多停留于道德譴責,真正訴諸法律的很少。因為版權保護的基本原則是只及于表達,不涉及思想和創意。其本意之一是為了避免保護范圍過大而限制創作自由,但表達方式經過改頭換面后在判定是否為抄襲上存在一定難度。另外,訴諸司法要投入時間、精力和其他成本,被侵權人即使打贏了官司,也難以得到充分的補償。

對于“洗稿”這種新媒體技術帶來的新問題,需要在法律和技術兩個層面來共同解決。相關法律法規需進一步具備可操作性,而平臺作為利益攸關方,應設計和制定合理的版權投訴規則,以及投訴處理和處罰機制。目前已能看到一些舉措,例如9月“今日頭條”為保護原創,封禁、禁言了3591個有搬運、篡改和歪曲行為的違規賬號。微信平臺截至11月10日,已處理涉及“抄襲”的投訴接近8萬單,處理了涉嫌侵權的賬號5萬個,處理涉嫌侵權的文章接近3萬篇。12月3日,微信公眾平臺把合議機制引入到洗稿判定中來,開始隨機邀請堅持原創且無抄襲違規記錄的個人作者擔任“洗稿投訴合議小組”首批內測成員,協助平臺對有爭議的“洗稿”內容進行合議。

9.炒作單相思與媒體角色錯位

【事件】12月10日,梨視頻播放視頻新聞“可能是最肉麻的起訴書!書店癡情男欲起訴‘一見鐘情’女生:我不在意任何人對我的看法,只想找到她”。報道一位男青年在北京王府井書店邂逅一位女生,自稱當時兩人對看十秒,他認為對方對自己也一定有意思。此后,他先是在書店蹲點連等五十天,不去工作,甚至到了向親戚借錢的地步。苦等未果后,他開始張貼尋人啟事,甚至想出去法院起訴女生的方法,以找到她。

梨視頻的報道引發網友批評,認為這不是浪漫,而是騷擾;媒體炒作,“正中偏執狂下懷”。梨視頻隨后刪除了這條新聞,但是相關報道已經廣泛傳播,甚至一度上了新浪微博“熱搜”。

與此事有點類似,10月初,一位空姐尋找自己一見鐘情的乘客的“尋人啟事”引起熱傳,這位空姐發布的內容說:自己在在飛機上遇到一位圍棋少年,對他一見鐘情,但當時沒有勇氣向他要聯系方式,之后很后悔,于是在各大社交平臺、短視頻平臺發布“尋人啟事”,還公布了少年的出生日期及所乘航班信息。《浙江日報》等專業媒體也報道了此事,并發現這位圍棋少年是著名圍棋國手連笑。

【點評】一見鐘情、大膽說愛、長情的等待等,是通俗文藝常用的浪漫元素。但是現實生活并不是小說、電視劇,這種單方面在大眾傳播渠道公開示愛的方式,很可能給對方生活造成困擾。因此,有網友評論,癡情男青年的行為不是浪漫,而是偏執、病態,提醒女生千萬不要再去那家書店;也有網友質疑空姐的行為,是否有侵犯他人隱私之嫌?

而對于參與其中的專業媒體來說,則屬于陳力丹等提出的“媒體逼視”的問題。所謂“媒體逼視”,主要指由于專業媒體將私人領域的信息未經當事人同意而公開報道,使得報道對象遭受不應有的心理壓力。這兩起案例,都屬于與公共利益無關的私人事件,專業媒體跟進炒作,實屬低俗無聊之舉。

10.喜提“10萬+”暴露價值觀偏差

【事件】12月11日,襄陽日報記者嚴俊杰在朋友圈發布日記,詳細記錄了他自己生病住院的遭際,一度“離死亡只差兩三個步驟”。在征得嚴本人同意后,襄陽日報客戶端以《向死而生,一名記者的住院日記》為題推送了這篇日記,引發廣泛共鳴和轉發。12月16日,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在“薦讀”中推送了這篇文章,獲得10萬+的閱讀量。襄陽日報針對此事在客戶端發布文章《喜提〈人民日報〉10萬+,襄陽日報首席記者的這篇日記火了》。記者病重無論如何都是一件令人沉重的事情,但襄陽日報的文章不但無悲憫之情,還在“喜提”10萬+,其報格和操守受到質疑。媒體人褚朝新在評論中表示,“恍惚間,我仿佛看到了襄陽日報版的范進中舉”。襄陽日報隨后修改了文章標題。

與此類似,1月24日,80后創業代表人物茅侃侃去世,引發人們對創業過程和資本市場殘酷性的唏噓以及對創業者境遇的關注。1月25日,知名媒體人、《贏在中國》制片人王利芬在其微信公眾號上發布題為《茅侃侃的離世,掀開了創業殘酷的一角》的文章,并同步在微博上,這篇緊貼熱點的文章很快達到“10萬+”的閱讀量。1月26日一早,王利芬在微博上寫道:“我的微信公眾號從未達到過10萬+,努力皆有可能,達到目標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很多,先高興一下。”還配以開懷大笑的圖片。王利芬這條微博招致網友的猛烈批評,罵她“冷血”、“沒人性”、“吃人血饅頭”等,當天,王利芬在微博上為不妥言論致歉。

【點評】對10萬+的追求,已經讓部分媒體人忘記了對生命的尊重,不禁讓人倍感凄涼。“先高興一下”和“喜提”看似報喜,實際上卻反映出它們日常閱讀量的慘淡和對流量的焦慮。媒體人張豐從理解的角度看待王利芬的言論,“在我看來,王利芬人倒不見得有多壞,她只是不小心表達了自媒體普遍境況:誰不為10萬+高興呢。王利芬只是不知道掩飾自己而已”。然而,當10萬+成為最重要的評判標準時,對它的過度追求和膜拜將造成價值觀的扭曲。

傳媒倫理重塑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