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確實存在。現實中，任性妄為的領導干部并不鮮見，比如近期曝光的乘坐奧迪車闖會場的陜西定邊縣人社局“張局長”，被攔阻后呵斥交通協管員“明年不要來找我簽合同了”；福建霞浦縣人大代表醉駕被查后向交警叫囂“我是人大代表，你們無權處置我”。此外，擁有較多社會財富和資源的富人群體，也常被輿論歸為“特權群體”。如河南永城市“瑪莎拉蒂撞寶馬案”中，肇事者譚某某醉駕逃逸后撞車致2人死亡，性質極其惡劣，不但其大量炫富的個人信息被挖出，譚家發家史也浮出水面，構成了輿論對肇事者“有來頭”的猜想。日常存在的“特權現象”給公眾留下慣性認知——囂張就是因為有權有勢。而一些案例結果印證輿論猜想，也會加劇輿論對類似事件產生“特權現象”的“想象”。

其次，輿論放大“特權群體”外延衍生“特權想象”。隨著熱點事件的主角由官員本身擴大到子女、親友甚至“七大姑”“八大姨”身上，輿論放大了“特權群體”的外延，即不一定是有“特權”的人才任性妄為，還有那些主動給自己貼上特權標簽“狐假虎威”的人。他們“耍特權”的底氣從何而來？在輿論看來，背后少不了有錢有勢的“靠山”，“特權想象”即由此而來。前有重慶“童所長妻子”，近日又有一則“平頂山一副檢察長的妻子、岳母毆打公交車司機稱不怕犯法”的新聞引起輿論圍觀。另外，個別事件發生后沒有及時得到依法公正地處理，也常常使得輿論對執法司法機關產生包庇、縱容等猜測和不滿，導致熱點事件成為社會負面情緒釋放的“出口”。

從多起案例來看，輿論對帶有某些身份、財富或地位標簽的事件具有特別的敏感度，這類事件的輿論爆燃速度快、討論熱度高，同時還伴隨著輿論失焦和道德審判現象的輿情特征。

輿論失焦。一些輿情事件本身發生在公開場合，在網絡的聚光燈下得以迅速發酵，不但“在現場”的網民通過社交媒體積極參與傳播，還能引起更多“不在場”網民的轉發、評論、再擴散，使得信息來源變得更加繁雜，小道消息具有更多的輻射能力和影響力。網民關注的焦點很快從事件本身轉移到對身份、背景、關系等方面的猜測和討論之上，并由此形成對事實的判斷。這種判斷，直接影響著接下來輿論對司法程序的信任程度。即便這種事實判斷與官方認定有明顯差異，一些網民仍然更愿意接受民間信息；而一旦官方結論符合輿論猜測，也會刺激網民為自己“賦權”，繼續深追細查事件真相。比如北京勞斯萊斯女司機堵路事件中，警方通報其身份后仍有不少輿論在關注其車主朋友的身份、職位信息。

道德審判。“特權想象”本質上是一種針對“無特權人士”的認知偏差，它還容易激發輿論的立場判斷，將一切帶有相關標簽的事件引向對“特權群體”的討伐和對社會不公的批判。網民爆料、媒體挖掘不斷吸引眼球，加上“吃瓜群眾”不負責任的轉發，網民的立場判斷很容易偏向道德審判，比如豪車女司機總會伴生“情婦”“小三”等桃色聯想，囂張跋扈“耍特權”行為背后肯定有著為官不廉、為富不仁的人性污點。而事實真相的客觀性一旦被道德審判掩蓋，官方與輿論的互動就會出現斷層，即“你說什么我都不信”，因為這一群體的道德感已經“集體崩壞”了。

政法機關對于網絡熱點事件中的“特權想象”不可不察，因為它關乎公眾對公平正義的感受，影響的是網民對事實和立場的判斷，需要及時發覺、及時處理，否則“特權想象”就會迅速轉化為巨大的輿論倒逼壓力，侵蝕政法機關的公信力。因此，官方聲音想要在紛繁復雜的輿論場中突圍，輿情工作需要更具權威性、主導性，官方通報也需要更加及時和豐富。綜合相關案例中政法機關的輿情工作經驗，法制網輿情中心總結了破除“特權想象”的三條制勝法寶和避免踏入的兩處“雷區”。

快——反應速度跟上網絡輿論的敏銳程度。瑪莎拉蒂、保時捷、勞斯萊斯等豪車一直是財富的象征，公職人員的身份也代表了手握公權力，這樣的詞匯出現在輿論場中，很容易觸發網民的“特權想象”。在“仇官仇富”心理作用下，網民意圖通過挖掘更多信息將其“繩之以法”。政法機關需對帶有這類標簽的事件保持輿情敏銳意識，及時介入。如果反應遲緩，將給輿論場留下謠言滋生、網絡暴力的空間，不利于后期輿情引導工作的開展。如重慶保時捷女車主事件后又現的北京勞斯萊斯女車主事件，北京警方反應迅速，現場處置也非常專業規范，并連續跟進后續處置通報，極大地阻斷了輿論猜想的傳播。